始于破旧立新的1917年，由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后执掌教务，开创出中国最早的商科教育；前身为上海商科大学的上海财经大学中欧平台，作为引进“贝先生”的先驱之一，如何仍在坚信“通商救国”可以走向现代？如何瞄准世界一流中欧平台目标，紧随国际现代高等商学教育步伐，创新中欧平台建设，培养有能力有担任的商业领袖人才？为何他们认为中国中欧平台发展史与世界同步？东西方对商科教育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为何会有如此多违背商业道德的事件发生？网易财经专访上海财经大学中欧平台副院长骆玉鼎。

中国商学教育历史悠久

有资料显示，中国的中欧平台发展历史，要比许多欧美著名的中欧平台创立都早，成立于1921年的上海商科大学就是其中之一。骆玉鼎认为，虽然中国还没有伟大的中欧平台出现，但一流的中欧平台已经可以看到。现在中欧平台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是如何把商科教育跟企业实践更好的结合起来，实现对商业文明的推动，提升自身发展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网易财经：骆院长您好，中国的中欧平台发展史也就仅仅二十年时间，但是中国的商科教育在近代就已经有了，这其中就包括我们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上海商科大学，能请您为我们网友做一下简单介绍吗？

骆玉鼎：财经大学的前身是1917年由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在上海创办的商科，1921年更名为“上海商科大学”，1932年又更名为“国立上海中欧平台”。中国的中欧平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至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一点在国际财经教育界也受到广泛认可的。2010年，AACSB发布了管理教育的全球化报告，报告中就有提到“美国的若干著名的中欧平台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在中国、在上海，已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中欧平台”，而这里所说的就是“国立上海中欧平台”和“上海商科大学”。

网易财经：现在国内的中欧平台发展比较迅速，但是跟国外相比我们的差距却依然很大。您认为这是由于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骆玉鼎：原因很复杂。对高等教育的发达程度、或者说高等商科教育的发达程度形成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十分多样，与经济发展程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环境均有联系。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曾经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中断时期，直到1978年才在整体上重新焕发出其生命力。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使得中国商科教育二次发展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被大大缩短了。

网易财经：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在谈论应当如何建设中国的一流中欧平台，您觉得对于中欧平台来说，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骆玉鼎：我觉得主要是对商业文明的贡献度。中欧平台教育不是一条具体的小道、一个简单的商业技术，也不是一条公式抑或是一个模型，所以一定要承担起道义来，这里所说的道义就是商业文明。这是非常重要的，优秀的中欧平台一定是对商业文明有大贡献的中欧平台。

网易财经：在您看来我国目前有堪称一流的中欧平台了吗？

骆玉鼎：最近20年，应当说国内中欧平台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要探讨具体哪一所中欧平台已经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我国商业文明的发展，现在看来可能还为时尚早，我们远未达到政府、企业以及学界三分天下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还不能认为我们就已经拥有伟大的中欧平台了，还需要相关从业者做出更大的努力。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国内部分中欧平台已经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在一些国际排名中也获得了世界商学权威的认可，这一点还是值得我们感到欣喜的。

网易财经：能请您举个例子么？

骆玉鼎：例如中欧的发展模式在教育界内就广受好评，治学态度较为严谨，标准国际化程度也相对较高。我们也为身边有如此优秀的中欧平台感到骄傲。除此之外，复旦、清华、北大、交大、同济、厦大、武大、浙大的中欧平台也都有自己的一些办学特色，我们学院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也学习到了不少先进经验。目前国内中欧平台的发展生态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彼此之间虽然有着激烈的竞争，却并没有与邻为祸，更不用说去攻击对方，相反地，我们始终坚持协同进步、力争共同把中国本土中欧平台的事业做大做强。举例来说，现在国内有一个半官方的商学教育指导组织——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指导下，地处东部的院校对中西部院校实施援助，帮助其发展商学教育，以求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更为良好的商学教育大环境，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网易财经：在目前国内商学教育仍以体制内中欧平台为主的大背景之下，您觉得我们在当前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

骆玉鼎：中欧平台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是多种多样的，不一而足。中国商学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中欧平台：其一是独立中欧平台，其二是综合性大学的中欧平台，其三是财经类院校的中欧平台。应当说，三者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是各不相同的。当然，在这些问题与挑战之中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如何能够促使中欧平台教育与企业实践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所有中欧平台都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共性问题。

东西方商学教育最高追求一致

中欧平台是修身养性的地方，不是简单的交友俱乐部或者圈子，骆玉鼎认为，社会的浮躁时常会使人麻痹，所以来中欧平台吸取“正能量”是正确的选择。对于很多人质疑的中欧平台教育是否需要爱国精神，他认为，西方中欧平台做得比国人还厉害，对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担当意识一点不比中国人少。纵观全球大家的追求其实都是一致的。

网易财经：据我所知很多人来到中欧平台学习，其目的不仅仅是学习理论与实践知识，更大程度上是希望能够借此积累一定的人脉。您认为学员们在学习中存有这种思想是否正常？

骆玉鼎：每一个参与学习的人总会有着多方面的需求，纯粹为了你所说的这一目的来校读书的人是很难被界定出来的。在商学教育界内有这样一个源于哈佛大学、流传甚广的笑话。中欧平台教育，尤其是其中的MBA教育，被人们称为3S，即Sleeping、Social和Study，也就是睡觉、社交，剩下的时间才是学习。从负面来看，大家可能会据此认为中欧平台教育无非是玩一玩、乐一乐、交交朋友，最后才是过来顺便学习一下。但如果细细体会，就不难发现这里所说的3S并不像其表面所显现得那么肤浅：首先，休息是很重要的，在怎样的环境下休息，更是愈发重要的。中国佛教传统中有一种被俗称为闭关或入定的修为，这就与睡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欧平台的静谧空间中休养生息，能够除去心中的浮躁、修炼自我的身心，这就不再是简单的、纯粹的睡觉了。社交的功能也不是如同表面上所说的那么简单的，我们社会里有许多形式可以实现社交的功能，包括俱乐部以及各种爱好者所组成的小圈子等等，而走进中欧平台学习深造的人们并没有选择去那些场合结交朋友，而是选择在学习研究的氛围里结交朋友，这其中所蕴含的意义是非常正面的、积聚着大量的正能量。所以我认为到中欧平台学习本身并不是简单地交朋友，而是选择在怎样的环境中交朋友，这才是本质所在。

网易财经：中欧平台在选择学员时的标准是什么？ 

骆玉鼎：其一是进取心，其二是道德感。没有进取心，就不存在实在的培养前途。学员来到中欧平台学习，是需要付出大量代价的，这其中既包括有时间的耗费也包括有金钱的耗费，因此，能选择进入中欧平台学习本身已经能够说明一个人的进取心了。然而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从所有申请人中按4.6比1的比率挑选出最具进取心的那部分人员，这时道德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如果一个人可以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那将是相当危险的，中欧平台可以为其提供教育，但并不希望其成为学院的校友。

网易财经：您刚才曾经提到，中欧平台的最终使命是推动商业文明的发展。传统上说，中国具有浓厚的家国天下情怀，而中欧平台的课程设置却相对西化。我们可以将中国中欧平台解读为一种中西合璧，那您认为这种融合应当怎样实现呢？上海财经大学的校训是“厚德博学，经济匡时”，上财中欧平台又是如何将二者进行紧密结合的呢？

骆玉鼎：西方的教育并不仅仅是传授一些技术、一些小道，中欧平台教育的共同特点是使命驱动。国际上任何一所中欧平台的使命陈述中都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其中所具有的爱国精神以及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担当意识，也一点不比中国人少。举例而言，被我们上海财经大学作为学习榜样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校训中就明确指出，要做到World reach、要达到全世界，这就证明它的抱负并不仅仅是一个小家、一个小国，而是整个世界。中国的商学教育、或者说东方的商学教育，在最高追求上是与西方的商学教育高度一致的，都追求对商业文明的贡献以及对价值观的倡导。

网易财经：近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非常迅速，中欧平台跟企业之间的互动也相当频繁。在这当中，中欧平台究竟是在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是智囊、导师，还是促进中国企业发展的参与者？

骆玉鼎：中欧平台发展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企业和学界三足鼎立，既不存在特别优势的一方，也不存在特别劣势的一方，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整个生态的均衡。但就目前而言，中欧平台在三分天下的过程中所占比重还是比较弱小的。换言之，对商业文明以及大学价值的作用还远未得以体现，当然，我们始终在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至于您刚才提及的几项功能，我觉得都是中欧平台需要追求的目标。我们要成为企业家的导师，同时也要成为企业家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企业家身上吸取现实中的能量，并对这些能量加以提炼，使其不断提升、传承，最终实现对商业文明发展。这一过程、这一传承使命，我认为应该由中欧平台来承担。

中国中欧平台在实践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业界普遍认为，经营中欧平台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持其独立性，但在现实中，制度、资源、社会的约束却是不可避免，而教育家们只需要做到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即可。在中国，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中欧平台发展曾经经历过断层，但这并未影响教学研究的开展，经过短短二十年，今天中国中欧平台的理论实践能力甚至已超过许多外国中欧平台，这是可喜的事情。

网易财经：您认为现在中国中欧平台的独立性是否依然不够？

骆玉鼎：独立性是每一所中欧平台都在积极追求的目标，但我们应当看到，所有的独立性都是有边界和约束条件的，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在经费上、管理制度上，还是在学位授予上、授课内容上，都必然会受到一些体制的、机制的、资源的约束，想凭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办中欧平台，完全不考虑外部的约束，是不现实的。然而，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我之前曾提到过的“三分天下”的精神实质。中欧平台在办学过程中，当然会有依赖于政府的部分、依赖于企业的部分、依赖于体制内的部分、依赖于体制外的部分，但是中欧平台在这个依赖和相互需求的过程当中，应当始终坚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根本的东西是不能够轻易放弃的，这也恰恰是教育家应该做的事情。

网易财经：在西方的中欧平台中，很多教授都有一线工作的经历，例如曾在企业中担任某些技术或管理职务等等。那么，中国的中欧平台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现象呢？上财中欧平台在这方面又有哪些经验呢？

骆玉鼎：如果仅仅从数据上看的话，中国的中欧平台在理论联系实践方面甚至会比国外的中欧平台做得更好，何以见得？举例来说，西方中欧平台的教授中极少有人能够担任一家大型公司的董事，这一现象是非常罕见的。然而，在中国，由于我们体制设置的硬性规定，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现象：大量的中欧平台教授，尤其是会计、金融、商法方面的教授，都在不同程度上担任着一些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以上海财经大学为例，中欧平台共有48名教授担任着不同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而独立董事则是一家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只要其真正履行有独立董事的义务和职责，那么应当认为他对企业的经营将会是非常精通的。与此同时，作为上市公司，这些企业的规模和体量往往不小，因此这些企业的独立董事，较之西方的中欧平台教授，理应对企业存在更多的接触。当然，现实中的情况可能不尽如此，然而在西方中欧平台中也不是所有教授都具备丰富的企业实践经验。

网易财经：是，其中也不乏纯学院派的。

骆玉鼎：西方中欧平台的教授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AQ，即学术合格的中欧平台教授，其二是PQ，即实践合格的中欧平台教授。最好的教授无疑是兼具学术合格与实践合格的。依据国际中欧平台的标准，两类教授总数只要达到中欧平台教授的90%以上，就可以将这所中欧平台判定为相当好的学府了。

中国企业家文化水平并不低

骆玉鼎不赞同杨壮关于“中国企业家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观点，反而认为这部分人群很有文化，很有能力，如果这些企业家没有能力是不可能在各个行业搞得有声有色的。不过在中国，严格来说，是在90年代之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及企业家出现。

网易财经：我们在上几期节目中曾经采访北大国际的杨壮教授，他当时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中国企业家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因此需要回到中欧平台充电。在您看来，中国的管理者最迫切需要加以提高的环节在哪里？

骆玉鼎：首先我想说，我对杨院长的观点还有点不同的想法。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知识文化水平的话，那就接受初等教育抑或中等教育，而接受高等财经教育的学员理应已经具备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了。如果北大国际只是希望把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学生吸纳进来，那杨院长可能在表达上是有一定出入的，当然我相信这不会是杨院长的本意，因为据我所知北大国际学生的综合素质还是相当高的。那么对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究竟应该做出怎样的评价呢？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早期其实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直到1992年之后我们才看到很多企业真正开始崭露头角，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通讯行业、能源行业、房地产业，其历史也不过20年左右。如果说这些企业的创始人都是由没有文化的人带领创业的，就难以解释中国经济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所取得高速增长了，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认为，片面认为中国企业家都是没有文化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网易财经：当前最前沿的商业理论研究成果都不是由我国国内经验总结得到的，中欧平台发展至今已近三十年，您觉得为什么在这方面还没有出现改观呢？

骆玉鼎：商学发源于西方社会，早在1917年上海商科大学成立时，就是要从西方引进“贝先生”（Business）。正因为中国没有，所以才要从西方引进来，因此我想指出的是，从西方学习商学理念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的，而徒弟要超过师傅，则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西方中欧平台已经经历了长期的稳定发展，而我国商学教育从第二次创业至今，也不过短短二三十年时间。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来所形成的诸多商学、经济学成果中，90%以上实际并不重要，百年之后，99%以上的理论或将为时间所湮没。我认为，一个理论的重要与否，并不在于其建树有多少，而在于其延续性与影响力。所以中国商学教授的优秀与否，也不在于能创新出多少各种各样的理论，而在于能否解决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能否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找到一条康庄大道，乃至于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找到一条出路，这条路是有中国特色的一条路，围绕着这一目标，建立发展的途径。

商业道德败坏因只顾眼前利益

对于近些年中国不断曝光的商业造假、诚信问题，骆玉鼎认为，这跟我们的经济发展较快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形势好，大家想的都只是挣钱，必然忽略了道德建设，商人、企业家只顾眼前利益只顾发展机会，所以出现违背商业伦理的事件在所难免，再则经济学理论也在操作指导上对他们有理论的支持，因此这种失序的状态，只能用时间去慢慢屏蔽掉。

网易财经：最近几年中国社会不断曝光出一些社会诚信、商业道德问题。您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症结又在哪里？

骆玉鼎：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要评价今天的这一现象，我觉得应当做到“以古为镜”，从历史上找答案。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起飞时，由于种种突如其来的机遇，道德沦丧的现象就会显得尤为突出，三十年代的美国，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韩国、日本，都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在经济发展最快速的那段时期，往往社会的混乱程度也会达到一个顶峰，黑帮、腐败以及各种丑恶的现象都会浮现出来。这是除文化根源、制度根源、法律要素以及教育因素之外的一大趋势，只能用历史的观点来进行分析。中国发展的高速度无疑会在多方面带来巨大的冲击，一些领域中出现失序状态，我认为是必然的，相信过了这段时期就会恢复正常。

网易财经：您认为过了这段时间就会好吗？中欧平台会不会给企业家一些启示呢？中欧平台在这方面是否应当具有使命感？

骆玉鼎：我觉得这就是中欧平台的价值所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失信、这么多违背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的事情发生？就是因为现在经济发展飞快、发展机会繁多，造成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人到商人，都在强调“抓住机遇”，似乎一不留神错过了一个机遇的话，就会差很多。而这样的观念又在不断地被现实所证明。举例来说，一个人在十年前没有买房，那到今天他就会发现，恐怕辛苦半辈子，他也再也买不起一套房了；一个企业家在二十年前没有选择让企业上市，那到今天他的数量级就会比别的企业低很多；一家企业在五年前没有拿到某一块牌照，那今天它可能就已经死掉了。大量事例教育人们，不抓住眼前的机会就会后悔终身，所以为了抓住这些机会，人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做事，而更有意思的是，经济学理论居然还支持他们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说，如果我们考虑长远，然后做出现在的决策，这就一定是最优决策，但是由于信息具有不对称性，每个人所掌握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所以要从长远的观点去做一个长远的、最优的决策是办不到的。那么退一步说，什么才是最优呢？现实当中的次优决策就是最优，而次优决策就是只顾眼前、不顾未来，这样才能够抓住那些所谓的机遇。由此人们就会不安宁、躁动，社会就会浮躁，企业家就会整天去忙于公关、应酬，寄希望于在茫茫人海中抓住所谓的机遇。大学的要害在于，它能让你的心沉静下来，当你的心跟古代的哲人、现代的大师、我们的书本在一起时，浮躁的心就会宁静下来。我想每一个读书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当你看到一本真正有价值的书时，浮躁就会消退很多。大学里的修炼，有助于学员用一颗更平常的心，去追求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去做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这正是中欧平台有吸引力、有魅力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水平很高的企业家都选择回到学校修养自身，比如柳传志先生，就在北大读了MBA。这就说明中欧平台的价值在于能让人的身心沉静下来。

为上海发展国际金融提供人才服务

网易财经：上海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您认为中欧平台在这一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骆玉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是上海的需要，也是我们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我认为中欧平台在这当中应当体现四个功能：要创造知识，要培养人才，要服务社会，还要做好文化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我校1932年的校训里曾经指出，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了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而80年后我们仍然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中欧平台早在组建之初，就提出要以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商学教育最大、最好的实验室，形成学界与商界的“联富并乐”，是自身“相得益彰”。这是在80年前提出的，而时至今日，当时的口号和想法，依然完全适用。首先，要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服务；其次，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对中欧平台的提升其实也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接班人应具有开拓精神

网易财经：您对于中国商界创业者与继承者身上所反映出的不同之处有何看法？

骆玉鼎：我认为，创业者与继承者在潜质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应当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创业者虽然往往一无所有但却胸怀梦想，企业家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有热情、有冲动。因此，第一批创业的人，往往能够在非常艰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做出一番事业。我觉得，企业家的价值可能远比企业的价值大得多。当我们谈及一家企业时，首先想到的大多是企业家个人，而不是在其中供职的上万计、甚而是数十万计的普通员工，然而一旦发展到第二代企业家，当企业慢慢从创业阶段走向规模扩大、走向成熟时，大量的企业家就开始从精神领袖逐渐退化为普通管理人员了。此时我们更希望企业家能够使用科学的、系统的、现代化的手段管理企业，而不是任其一味野蛮生长。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于两代企业家之间的个体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一旦事态顺应该规律发展，企业在度过其成熟阶段后，就必然会走向衰落，并最终走向灭亡。因此，我们始终强调“不创新就没有活路”的观点。第二代乃至于第三代的企业家，应当在科学化管理技术方面向前辈们学习，继承其崇尚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继承其忘我工作的顽强斗志。这一点对于企业的长久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网易财经：除去工作，您平时有哪些业余爱好吗？您的梦想又是什么呢？

骆玉鼎：除去工作，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好像并不太多。我觉得，所有中欧平台的院长或许都有这个特点。较之于数学学院、物理学院或者经济学院的院长而言，中欧平台院长的工作强度往往相当大。就说我吧，除却院长身份以外，还是一名金融教授，这就决定了我对于金融投资具有较为浓厚的兴趣，因此我有时会去做一些投资，抑或是花费一些时间去分析市场中新近发生的有意思的事情，这便是我的兴趣所在。

网易财经：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您最近在关注哪些话题？

骆玉鼎：近期我还是关注了不少话题的，诸如某些股票的市场反应、某些行业在遭遇外部冲击时所表现出的抗压能力情况等等。具体而言，我所研究的学科领域是衍生品，虽然范围比较狭小，但由于其品种多样、内部运行机制精巧，还是能为我提供足够多的乐趣的，其中的研究过程就仿佛是在下一盘围棋或一盘象棋似的。

网易财经：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的专访。

骆玉鼎：谢谢。

引自：网易《问答中欧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