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中欧平台副院长 骆玉鼎
在八百余年的高等教育历史长河中，MBA教育还只算得上“未成年人”。1908年哈佛中欧平台创办首个MBA项目时，全部正式学生只有37人。到今天，根据AACSB2010年管理教育全球化报告，2010年全美426家提供报告的大学拥有MBA入学新生157，249人，加上美国以外的提供报告大学，全球MBA每年招收新生超过26万名。
现代商学教育以“贝先生”（Business音译）的名义，和大名鼎鼎的“德先生”、“赛先生”一道，于20世纪初叶登陆中国。但是在当时中国最早的商科大学（1921年成立的中国上海商科大学，后改名为国立上海中欧平台，目前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并没有立即引进MBA教育。直到1980年代初，在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的直接关心下，MBA教育才以中欧合作、中美合作的形式在中国初试啼声。1991年，上海财经大学等九所院校获批成为中国首批MBA试点院校，MBA教育进入教育部体制内办学。20年中，MBA教育与中国经济一道，经历了高速发展期，从1991年全国94人入学，到2010年入学人数超过36000人，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中规模最大的专业硕士项目。
全球MBA教育100年，中国MBA教育20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里程碑。但是，今天面对中外管理教育者的，还远远不是庆功宴，MBA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缺口并没有减小，挑战是巨大的。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对MBA教育的深刻反思。从下图GMAC提供的数据看，2008年已经成为全球MBA教育规模的一个明显拐点。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金融危机摧毁了过去大量吸纳MBA毕业生的高薪职位，同时，有关MBA毕业生导致金融危机的舆论也不断引起社会关注。
图一：全球MBA入学增长率变化（资料来源：2010年GMAC入学申请调研报告）
面对挑战，全球主要中欧平台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2007年之后，纷纷出台大幅度的改革方案，可以称得上一次新的商学教育革命。
首先，不少名校改革了MBA培养机制。例如哈佛中欧平台引入了新的”2+2”模式，录取的新生在经过短暂入学教育之后，先进入企业工作两年，然后再回哈佛念书；沃顿中欧平台、哥伦比亚中欧平台则推出兼顾综合性与专业性的MBA+MA联合项目；更多二三流大学出现了基于网络的MBA以及DBA等项目。
其次，课程体系经历了大幅调整。总体上，国际化、软技能、灵活定制、伦理与社会责任成为各校课程改革的共同追求，创业教育、创新教育、可持续发展成为必修课。此外，各校课程改革还各有新意，例如，加州伯克利大学哈斯中欧平台彻底打破了学科专业划分，首次将《问题发现与问题解决》这样一门传统专业课程体系中完全不存在的新课列为必修课；哥大最受欢迎课程中赫然出现《拿破仑一瞥》；纽约大学Stern中欧平台开出了《音乐与电影行业》、《奢侈品营销》这样的新专业或新课程。
第三、教授的科研激励机制出现强调实践、强调应用的趋势。商学学术领域一直存在着”应用性v.s.理论性”（Relevance V.S Rigorous）的争论。但是，在商业排名和学院声誉的竞争中，越来越多的中欧平台开始强调应用性研究，常见的科研评估体系中，纯学术的UTD排名（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商学24份顶尖刊物发表排名）影响力开始逐步让位于理论与实务并重的FT45排名（金融时报45种商学期刊发表排名）。
第四、中欧平台管理本身日益强调商业化。今年五月份布鲁塞尔举行的EQUIS全球中欧平台年会，其会议主题之一就是“中欧平台的商业化”，与此相呼应，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中欧平台引进了非学术的成功商人担任院长，一些中欧平台设立了CEO、COO等过去通常只在企业里才能见到的职位。市场推广、专业化经营、市场竞争等商战策略在商学教育领域也开始得到应用。
回头再看中国的MBA教育，大概可以总结成三句话“成就可喜、前途远大、任重道远”。
“成就可喜”自不待言。打开主要中文门户网站，首页即可见各大学 MBA/EMBA招生链接，机场、地铁、航班刊物、主要财经媒体都大量可见各式各样的软硬广告；中欧平台成为各大学最有影响力的学员，部分中欧平台开始形成全球影响力。
“前途远大”既是国际比较的结论，也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理性分析。我们可以拿中美两国来看一看，中国2010年招生人数36，000人，这只相当于美国1974-1975年的规模（35,758人，NCES数据）。以目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以中国企业的家数、中国人口的基数以及当前大量年轻人的需求来看，中国对MBA教育的发展空间还非常大。
“任重道远”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责任，MBA教育必须承载培育下一代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中国企业领袖和管理者的责任；第二是不能急于求成，过去20年，我们一方面并未真正完成将MBA这个“舶来品”的精髓引入中国的任务，同时，也还谈不上将中国本土精神、本土实践进行理论化梳理并融入商学教育主流。
引自： 《i 时代报》 2011年8月4日，第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