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强
1月16日，《南方都市报》发表戴国强副院长专访文章。文中，戴国强副院长分别对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进行了分析和评述，他表示，美国对抗衰退，财政政策是首选，而欧债危机由于原因不同而具有不可控性。面对欧美债务危机，中国应当继续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但是要防止经济滞胀，同时，中国经济回旋余地大，需谨慎应对当前形势，但不必过于悲观。
三因素点燃美债危机
美国债务危机产生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为了拯救经济衰退，采取凯恩斯主义。第二，前十来年，连续对外发动战争，导致财政出现大量赤字。第三、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为了解决国内金融机构及私人企业部门的困难，把这些私人部门的债务揽到自己身上来了，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政府资金怎么来？靠负债。
凯恩斯给人类解决经济困难提出了方案。凯恩斯有这样几个观点：他接受古典学派的“经济二分法”，把经济分成“实际领域”和“货币领域”。凯恩斯第一次明确提出，货币对经济有重要的影响。他认为货币领域里面有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如果货币供给多了，货币需求少了，这样就导致利率下降。反过来，利率就会上升。利率变化会影响实际领域里面的投资和储蓄的行为，利率上去了储蓄会增加，投资会减少，利率下来了，投资会增加，储蓄会减少，通过利率把这两个领域连在一起，从而就创立了货币经济学。但是他认为古典学派提出的“市场是完美的，供给会自创需求，市场会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前提”是错的。需求不会自动与供给相均衡，整个社会经常处在小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小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就是总需求不足，要对需求进行管理。
需求不足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消费不足即消费倾向低。其次，流动性偏好，人们都喜欢流动性比较强的资产。现金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流动性偏好导致人们喜欢藏现金，特别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人们藏现金的欲望就更强。再次，对于资本未来的收益预期，当未来收益预期是高的，人们就会加大投资，如果未来收益预期是低的，就减少投资，经济衰退时，看不到前景，人们都不投资。总需求不上来，经济衰退就不能解决，凯恩斯提出让政府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这叫需求管理，凯恩斯的理论又称为需求管理理论。每当经济开始出现危机了，凯恩斯主义就重新上升到主流，被政府用来调节总需求。
对抗衰退，首选财政政策
中国在2008年10月份提出一个4万亿计划，这就是需求管理，这个做法是值得探讨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中国在2009年首先走出了衰退，这就是政府干预的结果。美国现在把私人的债务揽过来，这也是干预。为借款买房的人提供拯救计划，减轻他们的利息负担，都是政府采用宏观政策来刺激经济，增加投资，主要通过市场机制作用，来弥补私人市场有效不足。这就是凯恩斯的一些主要政策观点政策主张。有些人认为，现在经济两次探底，就是凯恩斯惹的祸，坚决不能再执行凯恩斯主义。这个说法值得商榷，他们认为凯恩斯搞通货膨胀政策，搞到现在变成滞胀了。
凯恩斯认为在治理经济衰退的时候，货币政策是有用的，但是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这个观点说明在治理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是主要的，货币政策是第二位的。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时主要是增加发行，发行不一定能带来经济增长。当中央银行货币投放多了，到了我们口袋里面，大家对未来不看好的话，你会去增加投资吗？你肯定不会增加投资，你会增加消费吗？也不一定。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主要是靠财政政策，启动财政政策，政府可以发债。财政政策通过政府的信用来动员闲置资金，改变资金的结构，而不是改变资金的总量。所以通货膨胀不能简单认为是凯恩斯惹的祸。
凯恩斯强调利用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扩大市场需求，摆脱经济危机。美国遵循凯恩斯主义，公共债务占G DP的比例在2008年之后出现了急剧的上升，主要是摆脱经济危机，导致美国国债的债主遍布全球，但是美国国债主要持有者还是美国人。
美国现在的经济数据已经出现好转，去年11月份美国失业率从10月份的9%下降到8.6%，是2009年3月份以来最低水平，说明就业开始好转。
美国失业率高是危机的必然结果。金融危机背后的实质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过剩危机。生产供给超过了需求，只能通过市场的办法，强行减少生产，减少生产带来的后果就是失业增加。中国用政府强行推进的办法，推出4万亿计划，好处是失业率没有明显的增加，问题是过剩可能会更加严重。美国通过市场力量把过剩的东西消化掉，然后为未来的发展腾出空间，中国用新的过剩代替旧的过剩，中国经济要想出现根本的好转可能道路更加艰难。
今年是关键，美国能不能继续保持恢复的势头值得关注。美国经济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财政赤字大，二是储蓄率降低，但是美国仍然有政策回旋空间，美国现在搞结构量化，调整政府负债结构，把短期负债变成长期负债，表明政府将继续进行需求管理。美国经济有好转的迹象，而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特别大。
欧债危机具有不可控性
欧债危机具有不可控性和长期存在性，首先欧债危机的爆发是金融危机的结果。金融危机只不过把债务危机显现化，此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长期执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后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面临社会矛盾尖锐的困境，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大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一方面让厂商从利润当中拿出一部分来，另一方面政府增加转移支付。政府对企业实行减税，政府的收入减少，支出增加，财政赤字增大。
第二，欧元制度先天不足，欧元制度是在社会还没有达到大同要求的前提下做起来的，实际上主要是法国和德国。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可以统一，但是政治、国家主权不可能统一。所以货币统一由欧洲中央银行来管理，各国财政独立，当经济发展需要资金的时候，不能利用中央银行增加信贷增加货币投放，只能利用财政政策，很多国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欧洲债务危机前景非常艰难，因为这两个问题都很难解决。欧元区国家搞欧洲稳定金融基金，拿这个作为准财政，逐渐推进财政统一。但它推进的程度是有限的。现在的问题是1064亿欧元资本金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要扩大到1万亿，这个资金从什么地方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债？
欧洲主要国家的负债率基本上都达到80%以上。欧元区国家制造业PM I指数(即采购经理指数)下降。PM I指数往上走，说明对未来看好，经济出现好转，这个指数的荣枯线在50%。另外，欧盟以及欧元区失业率很高，现在对欧元区的预测都是比较悲观的，2012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1个百分点。
欧美债务危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根据罗格夫理论：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容易受到外部尤其是经济的影响。中国的供给不成问题，但是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消费只占GDP总量的36%-37%，要靠投资和出口来弥补。
前几年，出口对中国G D P总量的贡献度达到30%多，这导致中国经济对外部的依赖非常强。此外，在中国现在的体制下，融资主要靠银行，货币供给控制难度大，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且使风险集中于银行。内需企稳了，但是没有弥补外部需求减少的缺口，出口订单指数处于偏低状态。新出口订单指数一直在50%边缘波动，去年8月份降到了48.3%。中国的PM I下降，显示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去年10月份下降到50.4%。到11月份又继续下降，除了官方PM I下降，民间的汇丰PM I及就业指数也出现下降，下降到金融危机以来的低点。在广交会上，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订单分别减少了24%、19%。今年中国的出口总体来讲会继续下降。
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几年来房地产占中国GDP的比重达到10%-12%。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不断萎缩，房地产销售金额大幅度下降。现在已经不是二次探底的问题，我们要准备应对长期衰退，现在看来经济走势不是W型了，可能是L型了。2012年是充满风险的一年，很多国家今年都进入大选年，大选年通常是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一年，欧债危机令人难以乐观，美国经济到底能不能持续向好，值得关注。今年是充满风险的一年，所谓风险就是不确定性。
加快内需增长，紧盯四方面
去年12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促稳定”的十二字方针。去年12月14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2年定下“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取得政策有效性的抓手就是内需增长。内需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如果消费上不去的话就意味着投资将大幅度上升，投资大幅度上升意味着中国又回到2008年、2009年这样的老路上面去了，没有核心技术出现，没有新的创新产品出现，增加出来的产出只不过重复生产。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加快内需的增长，要做好四个方面工作：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拉动民营企业投资。
首先要促进居民的收入增长，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 DP的比重在世界上排名很低。中央提出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消费需求最有增长前景的就是中等收入阶层，中国的内需不足，原因也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更在于普通民众收入过低，社会保障不完善，谨慎性储蓄太多，不敢消费，财政政策可以更有作为，一是加大转移支付，第二是减轻个人和企业的税负，让人们有更多的收入增长，来增加消费。
第二，改变经济结构，中国的经济结构里面制造业占统治地位，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如果服务业上去了，内需也会上去。
第三，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从2.65倍扩大到3.28倍，城镇贫富差距从4.2倍扩大到9.8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重点在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促进消费。
第四，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企业并购重组之风盛行，国有企业优势明显，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对实体经济不感兴趣，因为无利可图不敢加大生产投资，而将资金纷纷转向了股权投资和房地产市场。
中国现有的经济模式已经遭遇严峻挑战，国际游资开始撤离中国，去年9月份开始放出明显的信号，外汇储备大幅度减少608亿美元，10月份继续减少，其中大部分是游资。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最主要就是正确处理好两个标准，不仅要让人们看到改革以后的实际好处，还要让人们体会到改革的收益大于改革的成本。对于前者，公众没有异议，要让人们体会到改革的收益大于成本，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由于改革的路径问题，让公众承担了很多改革压力，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压力，公众的幸福感不高。处理好这些问题，使公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才能使改革有取之不竭的动力，才能够继续推进改革。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继续有效，中国应当继续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但是要防止经济滞胀。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促进经济增长主要靠科技创新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信贷膨胀保增长无法使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决定银行总爱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靠信贷膨胀拉动经济还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此外，由于长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给超过实际需求，最终会导致人民币贬值。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从今年来看，中国经济认可实现8.5%左右增长，在现行体制框架下，政府有办法能够做到8.5%，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下中国经济可以实现软着陆，如果海外经济有所好转，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好转，中国经济增长还可以得到显著的改善。在新一届政府组织下，2013年经济增长将会有所收获。全年经济增长在2013年有望达到9%左右，但是这个结果要取决于外部，因为中国经济结构在短期内还不能得到明显改变。对未来，我的看法是谨慎但不必过于悲观，因为中国经济回旋余地大，中西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相信政府有办法实现“稳中求进”的战略。
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