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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期推介成果为我院欧阳侃副教授及其合作者发表在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的论文“Reaching the limits of reciprocity in favor exchange: The effects of generous, stingy, and matched favor giving on social status”。

作者简介：欧阳侃，香港理工大学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博士。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中欧平台人力资源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员工主动行为、领导力、工作恢复。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等期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

1 群体成员帮助行为对社会地位的影响

社会等级是群体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绝大部分的个体都希望在群体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Anderson, Hildreth, & Howland, 2015; Magee & Galinsky, 2008）。一般而言，高的社会地位会提高个体的自尊、为个体带来更多的机会、更有前途的职业、甚至是更加健康的身体（Hardy & Van Vugt, 2006; 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 Magee & Galinsky, 2008）。现有研究表明，在组织中，个体获取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向群体的其他成员提供帮助，例如给予同事建议、信息、协助、专业知识等（e.g., Flynn, 2003; Flynn, Reagans, Amanatullah, & Ames, 2006）。在群体中，个体不仅给予他人帮助（favor giving），也接受他人的帮助（favor receiving）。当给予他人的帮助多于自己接受的帮助时，个体的社会地位会更高。然而，现有文献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另外，个体帮助行为的给予和接受可能大致上是相等的，但是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甚少。它会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机制影响群体成员的社会地位呢？

2 群体成员帮助行为与社会地位模型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群体情境下个体帮助行为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本文研究个体给予和接受帮助行为的三种类型：慷慨的帮助行为（generous favor giving, 给予的帮助行为多于接受的帮助行为）；吝啬的帮助行为（stingy favor giving, 接受的帮助行为多于给予的帮助行为）；匹配的帮助行为（matched favor giving, 给予的帮助行为和接受的帮助行为大致上相等）。我们进一步提出，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地位相关文献，个体帮助行为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机制进行解释：情感机制，即感恩（gratitude）；认知机制，即能力感知（perceived competence）。一方面，感恩是个体接受他人帮助后的典型情感反应，并且激励个体以更加亲社会的方式去行动（e.g., Lawler, 2001; Lawler & Thye, 1999）。当个体无法直接回报他人的帮助行为时，个体倾向于授予帮助者更高的社会地位，以此来履行互惠的原则（Blau, 1963）。另一方面，通过帮助群体成员，个体展现其解决工作相关问题的能力、技能及专业知识，从而促进群体成员对其能力和可靠性的积极评价（e.g., Schaubroeck, Lam, & Peng, 2011）。这些个体会受到群体成员的尊重，并且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Bai, 2016）。

本文提出群体成员帮助行为与社会地位的双中介模型（图1）。慷慨的帮助行为会提高接受者的感恩以及接受者对帮助者的能力感知，从而提高帮助者的社会地位；反之，吝啬的帮助行为会降低接受者的感恩以及接受者对帮助者的能力感知，从而降低其社会地位。匹配的帮助行为不会引发接受者的感恩，因为接受帮助的成员通过帮助他人进行了回报。同时，我们认为匹配的帮助行为与能力感知之间是非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匹配的帮助行为会提高接受者对帮助者的能力感知，但是当帮助行为的频率增长到一个特定水平时，感知的能力水平不会继续增加。这是因为当接受帮助的成员同样可以持续性地并且不断地帮助他人的时候，帮助行为体现个体能力的信号会被削弱。

研究模型

3 实证研究结果

本文通过两个实证研究来检验提出的研究模型。研究1是实验研究，我们在实验中操纵了慷慨的帮助行为、吝啬的帮助行为以及匹配的帮助行为。研究2的问卷调查采用了循环设计(a round-robin design)，收集了多源以及两个时间点的数据。

两个实证研究的数据分析均支持本文提出的双中介模型。在群体中，相比于吝啬的帮助者，慷慨的帮助者有着更高的社会地位。感恩和能力感知共同中介了这个关系。对于匹配的帮助者，随着帮助行为的增加，他们的社会地位会增加；而当帮助行为的频率达到一个特定值后，社会地位将停止增加。能力感知，而非感激，解释了匹配的帮助行为和社会地位间的非线性关系。

4 结论和启发

本文通过构建群体成员间帮助行为的三种类型（慷慨的帮助行为、吝啬的帮助行为、匹配的帮助行为）来更加全面地探讨帮助行为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同时，本研究提出并检验了群体成员间帮助行为的三种类型影响社会地位的双机制模型，加深了对“为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此外，我们从同事的视角分析员工帮助行为如何影响他们在团队中的社会地位，对帮助行为的文献进行了补充。

文章来源：*Ouyang, K., *Xu, E., Huang, X., Liu, W., & Tang, Y. (2018). Reaching the limits of reciprocity in favor exchange: The effects of generous, stingy, and matched favor giving on social statu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3(6), 614–630. doi: 10.1037/apl0000288 (*equal contribu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