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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七普数据的结论入手，郑秉文教授从八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出生率下降、总人口未来将减少、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老龄化快速提高、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城镇化率快速提高，各省老龄化情况比较。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变化的“低预测”结果是中国人口将从2020年的14亿降至2100年的6.8亿。他提出，根据这几年出生率连年下跌的趋势，如果没有政策干预，这个预测结果将有可能不是小概率事件。

关于中国养老金可持续的预测，郑秉文教授编著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年》中提出了两个时点：第一，到2028年将首次迎来当期收不抵支；第二，到2035年将出现累计基金与结余耗尽。

放眼全球，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国家不在少数，国外养老金的改革经验对中国来说也至关重要。他分享的主要改革措施，一方面是从改善第一支柱着手，主要有提高退休年龄、加强缴费与待遇的联系、从负债型转型资产型制度以及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措施；另一方面要建立多层次多支柱体系，推动第二支柱从负债型向资产型的转型以及第三支柱的增设。

接着，他介绍了中国的养老金主要的三大支柱：第一是国家的基本养老金，第二是职业养老金，第三是个人养老金。如果说第二、三支柱是“短板”，第一支柱就是“主板”。可以预测，从“十四五”到2035，再到2050，第一支柱都将发挥主要作用。然而，第一支柱存在明显的可持续性问题，不能做到“应收尽收”，年均流失大约40%的缴费收入。降低“税收楔子”和“扩大账户”是第一支柱建立“激励相容”机制的改革选项。

关于第二支柱，他指出，企业年金发展遇到瓶颈，应尽快采取措施，扩大第二支柱的参与率，继续深化改革。第三支柱诞生于2018年5月份的个税递延式商业养老保险，至今参保的人数只有4万多人，保费收入5亿人民币左右，规模很小。第二、三支柱主要有四大功能：提高退休收入的替代率，改善家庭财务构成、实现跨代支付，提高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比例，有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畅通“双循环”。

最后，郑秉文教授提出构建“资产型”养老金体系的四点思考：第一，建立资本利得税，一系列配套的财税政策至关重要。第二，低利率时代的持续挑战，如果投资回报不理想，资产型制度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M2长期走势的潜在影响，也将增加资产型养老金制度建立的不确定性。第四，决策者价值观的影响。